• 中企出海有三大优势：强大的制造能力、个别领域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独特的企业家精神。
黄渊普也认为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缺乏国际普适性，要求别人适应这些管理文化，是很有挑战的。“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把老板看作绝对的权威。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文化和管理风格，如何与全球磨合会是一个挑战。”
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市场出现萎缩，同时疫情严重阻碍了国际投资和贸易。技术红利的消失导致了经济衰退，各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反过来加剧了政治周期波动。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导致资产泡沫和债务危机，进一步引发经济和政府治理危机，核心矛盾在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当然，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文化和法律差异，国际化管理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进行品牌声誉维护和取得消费者信任难度较高。未来，出海企业要避免简单复制国内模式，充分考虑当地政治、文化和法律环境；关注长远战略而非短期扩张；增强内部能力，如品牌建设、市场分析、财务和物流管理；进行全面的市场研究和战略规划以形成有效的海外布局；培养和吸引国际化人才，提升全球运营能力；加强法律和监管风险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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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感同身受，当他空降到东南亚办公室的时候，同时面对着高管同事和当地员工的不信任和对电商模式理解的不一致。当地员工看重中国老板是否有西方的教育背景和国际工作经验，能否使用英语办公，是否对当地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以及能否以足够让人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如果中国老板做不到这几点，“当地员工会不服管，要么逼你走，要么他就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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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的学习生活，对闻邦椿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台州中学距闻邦椿的家有数十余里，为节省路费，每次回家或返校，闻邦椿都要长途跋涉一整天。这种艰苦的环境，使他既锻炼了意志，又学到了知识。
再次，出海背后的主导因素，也发生了转移。罗兰贝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副总裁江浩则提出，十年前的出海浪潮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企、央企为主，这些项目从经济角度讲是在扩大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中国产能的输出，但也有区域政治方面的考量。而现在的出海浪潮更多是市场行为，是企业基于经营情况做出的战略决策。
例如，中国新能源车出口量已居全球第一，一方面，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产品品类齐全，物美价廉；另一方面，中国在应用程序方面也有优势，这与中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数字经济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密不可分。
上述“出海人”凭借在跨国领域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本次“新出海潮”的认识。
随着全球化第五次浪潮的推进，中国企业正面临新的出海机遇，对外投资正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转变，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市场。
传统模式下，西方国家将尖端技术引入中国，在中国完成制造后再将产品销售至发达国家。而当前的新模式则是由中国主导，将技术和生产能力直接输送至东南亚，以更好地服务当地消费市场。中国和东南亚可以借助日本和欧盟的经验，即深化人员数据资本的联通，打造更加紧密的创新共同体，发挥规模优势。在供给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可以利用互补的规模优势来深化合作关系。双方在资源、技术、资金等多个领域已实现协同，构建了一个创新的闭环系统。在需求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的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需求层次丰富，为创新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机遇。
当然，这两种态度并不冲突。头冷脚热，不失为一种两全的选择。汤哲辉建议，企业家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并带领出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推动人才本地化。同时要多做本地调研，尊重市场规则、尊重文化差异，对市场有敬畏之心。
教授（不含博导）：曹宗杰教授、宋占伟教授、徐培民教授、曾海泉教授、罗跃刚教授、何勍教授、鲍文博教授、金志浩教授、沙云东教授、艾延廷教授、严世榕教授等